晚婚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吗

　　问：日前，有一份关于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当代青年未婚比例越来越高，婚姻市场挤压现象严重。许多人习惯以个人的人格特质、就业竞争压力大或者时尚的生活和价值观念，来解读“结婚越来越晚”的原因，并将其看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婚姻市场挤压”现象会不会造成一些社会隐患？结婚越来越晚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吗？

　　———上海万航渡路薛淼

　　答：要对“结婚越来越晚是不是好事”的问题作出判断，首先要分析当前我国是否确实存在“结婚越来越晚”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女性教育程度的上升，社会流动的日趋频繁和竞争的加剧，以及结婚成本的递增，青年人结婚年龄逐渐被推迟。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 2007年的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15岁，比1991年提高了1.92岁。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49岁，男性为25.86岁，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14-25.07岁。然而，且不说与北欧等初婚年龄高的国家相比，即使与周边地区相比，当前我国初婚年龄仍属于较低状况，如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都已达到29岁以上。国际上说明未婚人口比重时，主要采用25-44岁未婚女性占该年龄段女性总人口的比重，即适婚年龄女性中未婚女性的比重。如以此数据衡量，日、美、英、德、法等国都在20%以上，瑞典更达40%以上，而中国仅为3.3%。所以，尽管我国平均初婚年龄有所推迟，但是“结婚越来越晚、光棍越来越多”的结论缺乏实证依据。

　　当前我国未婚人口比例上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早婚人口的减少。这主要可归因于，农村年轻男女外出打工增多、他们受城镇晚婚晚育文化影响并出于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压力等而延迟婚期等。此外，城市女性教育程度的递增以及婚育女性受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也或多或少推迟了城市青年的婚龄。但是应该说，当前我国青年初婚年龄推迟，仍是属于常态发展趋势的。对其背后“蕴涵的社会风险或潜在危机”的过度担忧，并无必要。

　“结婚越来越晚”的论断不成立，并不是说我国婚姻市场中不存在问题。当前未婚人口性别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众所周知，我国出生人口和未婚人口性别比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调，但是，婚姻市场中男性拥挤现象并非如一些分析报告所预言的那么严重。例如，在剔除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人口外，并按男性大于女性3岁的择偶配对计算性别比的话，城乡20-33岁男女的性别比分别为84和104(性别比是人口学上关于社会或国家男女人口数量的一种比率，基本上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也就是说，所谓男性婚姻拥挤的“畸形”态势，在目前城乡适婚年龄段人口中未必存在。相反，在城镇青年人口以及在高学历的未婚人口中，对女性的婚姻挤压现象更显严重。这主要是因为两性择偶通常遵循“梯度匹配”的刻板模式，即男性倾向于选择年轻的、教育和收入都低于自己的女性作妻子，而女性则相反。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加上一些企事业单位对婚育年龄段女性的排斥，高社会阶层女性晚婚晚育以及择偶拥挤的现象还在加剧。当然，经济欠发达农村的、低社会阶层未婚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的状况，也将同时长期持续。

　　有评论将“结婚越来越晚、光棍越来越多”，归咎于房价的不能承受之重等公共政策缺陷。这种说法，有失偏颇。现在确实有不少年轻人因暂时买不起新房而推迟了婚期，但主要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独立意识增强，新人不愿与父母同住，以及一些人对婚房的面积、地段抱有一定期望等原因。根据我们先前的研究，以往青年夫妇新婚时和父母同住的比重较高，婚后多年才有机会在单位分到福利房的家庭不在少数。因此，根据量力而行原则购买婚房或租房等，或许会是一种减缓经济压力的多元选择。

　　对于平衡未婚人口性别比、改善婚姻市场挤压问题等，政府和社会应该切中时弊积极作为。对于农村的、处于经济社会低层男性的婚姻拥挤，以及近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现象，人口学家已作过许多分析并提出了不少对策和建议，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也正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目前，向生育女孩家庭倾斜的奖励扶助金等各项政策，以及为改善女孩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关爱女孩行动”正在各地农村逐步推进。与此同时，一些高学历女性的婚姻自由选择，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和理解。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现象的增多，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要改善高学历女性择偶困境，主要在于改变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的传统婚配模式，倡导多元、弹性的择偶标准。

　　值得提醒的是，关于婚姻市场挤压问题，不宜过度聚焦于“3000万男人找不到老婆”、“大量性饥渴成年男人起码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等，而应更多地努力去改善男性偏好的传统文化对女孩生存和发展的负面影响等，进而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婚姻市场中的问题。